2017年7月16日，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文化自信北大论坛：草原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创新”高端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这次学术论坛是一次高水平的小型高层跨学科综合创新性的学术研讨会。北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王东教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永真研究员分别主持了上午、下午的研讨会。

　　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吴团英研究员在论坛上作主旨发言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特点作了系统总结。第一是把草原文化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研究草原文化的内涵、特征、发展规律，为草原文化成为一个学科奠定基础。第二是提出草原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提出草原文化是三个统一的概念，即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统一。第三是将草原文化置于中华文化大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提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三大主源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等重要原创性学术观点。吴团英研究员指出，在中华文化中引入游牧文明使中华文化的结构形态更加完整，也符合历史的真实。从历史上看，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互动过程中创造了历史的演变发展;从时间维度上看，在中华文化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中，草原文化伴随始终，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交替先行、互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从区域的维度看，只有把草原文化纳入中华文化之中，才能把长城内外统一起来，才能还原中华文化历史形成的真实面貌。从草原文化的视角看中华文化，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中华文化的性质就是多元一体，其中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文明在多元当中占有重要作用;二是中华文化创造的主体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化;三是中华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有多重禀赋，在多重禀赋中，有草原文化的文化基因在其中;四是中华文化创新机制的问题。正是北方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具有了内在的多样性，有了内在的活力和生命力。从草原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文化，我们可以看出很多新的东西，会得到很多启示。

　　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三大源头论与北方先行论、三大系统论与北方厚重论、三元结构论和北方引擎论的观点。三大源头论即指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三块，一块是南方的长江流域，一块是中原的黄河流域，一块就是北方草原。王东教授认为，在八千年至五千年这一段时间内，即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后期，这段关键时期是北方先行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八千年前的兴隆洼和古代中国农村聚落先行;二是中国龙文化先行，六千年前出现了红山玉龙;三是玉文化，有查海八千岁玉;四是礼治文明，其标志就是红山文化;五是信仰体系、宗教先行;六是黄帝开国北方先行。三大系统论是讲述中华文明圈综合创新论，中国生态系统的三分结构，仿佛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先天结构，预先决定了中国经济文化圈，乃至中华文明圈一分为三、合三为一的特殊复杂结构。中国南北迥然有别的三大经济带，提供了差异明显的三种不同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复杂性、多元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必然决定中国文化模式的多元一体的独特格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中华文明是多元民族文化的结晶，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经过多次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大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现代中华民族文化。中国北方与草原文化、游牧文明相适应的细石器群，中国北方的彩陶文化，“龙、玉、礼、仪”四大要素的北方发源，黄帝时代的北方青铜和中国北方的青铜文明等等考古的重大发现，是三大系统论的重要标志。三元互动、三大层次、综合创新，是中国国家的统一之道。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教授，在论坛举办前，接受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专访。严文明先生提出，中国史前(旧石器时代)文化具有统一性和多元性，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文化是复杂的，复杂的多元文化给中华文明增加了竞争的活力，同时又是很稳定的，由于各民族的逐渐融合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化有主体，有外围，有不同的层次，就像一朵花，有花蕊，有花瓣，缺少了哪一个都不行。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的文明发展趋向于四分法，即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北方以游牧为主的文化，海洋文化，北方文化本身是比较活跃的。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先生在红山考古中发现红山文化是建立在公社的基础上，又高于公社的一个文明，他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应从红山文化开始。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一项大工程中就得出，文化多元、民族多元，其中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起源的一种的重要学术观点。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郭大顺研究员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距今五千年前后，是从诸区域文化频繁交汇到最初文化共同体形成时期，即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北方草原地区是其中主要一方。在北方草原地区的考古中，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等祭祀遗存结构、组合和布局的制度化，是中国古代礼仪建筑传统的先河;“唯玉为葬”的习俗是礼起源于史前时期的实证;冢与坛、庙宇、玉器、彩陶的共存融合，表现出草原文化对中原等邻近文化较高的容纳度;中华文明起源是中华传统的汇聚，生命力很强，使中国文化一直传承下来，在这个进程中，草原文化是主角之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提出，应该把草原文化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世界高位来看待，草原文化和地域有关，和环境有关，和民族本身的文化有关。在考古发现中，兴隆洼出土了七八千年前最早的玉器，还有六千年前后的红山文化，说明草原文化各个时期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华文明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各民族慢慢慢慢互相的碰撞、融合、同化形成了现在这个状况。中华文明的形成有许多的源头，其中北方就是重要的源头。北方还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区，小麦、马车等就是北方出现的，与中原地区有冲突、有交流，同时互相学习。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永真研究员在发言指出，目前，国家正在组织实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一项关乎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工程，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重大工程里不能没有草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坚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双创原则。内蒙古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已经提出要“创新发展草原文化，为中华文化增添瑰丽”色彩的要求。要按照这一要求，将深化草原文化研究和发展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实现草原文化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双加强，将取得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向文化产业方面转移，让草原文化进入教材、进入孔子学院，不断推进草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为弘扬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做出积极贡献。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毅松研究员在发言中认为，草原文化研究是中华文化自觉的体现，有助于构建对于中华文化历史、中华文化构成的整体性、结构性、多样性的认识。草原文化研究对确立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弘扬中华文化多样性构成的理念、构建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中华文化自信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此次学术论坛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们还从多个论题进行研讨，作了精彩发言。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徐文海教授作了《论草原文明对中华文化的贡献》的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作了《考古学视野下的草原文化》的发言;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纳日碧力戈教授作了《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华和作为连续体的中华》的发言;上海交通大学叶舒宪教授作了《草原玉石之路与红玛瑙珠传播中国——兼评杰西卡·罗森的文化传播观》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色音研究员作了《略谈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的发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作了《从文化史角度看元朝统治的历史影响》的发言;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喻权中研究员作了《在北方诸族“超级符号”的解读与比较研究中的“草原文明”》的发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岗龙教授作了《草原文化与中国多民族文学——以蒙古族文学为例》的发言;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王绍东教授作了《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抗灾荒的不同方式》的发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金海研究员作了《草原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其影响》的发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所长额尔敦陶克套研究员作了《简论蒙元文化时代的思想认识》的发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其格研究员作了《敖包祭祀在中华“夏元一体”文化格局中的意义》的发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胡玉春、李春梅研究员分别作了《草原文化影响力略谈》、《从政治文明看匈奴对草原文化的贡献》的发言。

　　本届论坛结束时，由马永真、王东作了论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