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内容简介

　　宋金元明时期中国发行流通纸币，先后完成白银货币化、货币白银化，货币流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本书着眼于市场发展对货币流通格局演变的影响，贯通宋金元明4朝，系统梳理这一时期市场发展特别是市场空间布局与层级结构变迁趋势，紧扣铜铁钱适宜于零散细碎的小商品交易、白银适宜于大宗贸易和远距离贸易、纸币是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的特点，深入分析铜铁钱行用消长、纸币兴衰、白银崛起的历程及其相互关系，探究市场结构变迁、历朝货币政策在多元复合货币体系演变中的作用，揭示传统中国货币流通格局从钱楮并用、银钞相权向银钱兼行演进的内在逻辑。

　　贰  作者简介

　　王文成，历史学博士、研究员，昆明学院党委副书记，兼任中国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理事，云南省史学会副会长，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云南“万人计划，文化名家”。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云南地方史研究，出版《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主编《<滇系〉云南经济史料辑校》《云南大百科全书，历史卷》等著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

　　赵小平，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教授，兼任盐业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盐》学术顾问、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盐业史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级项目多项，出版《川滇古盐道》，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刘欣，历史学博士，乐鱼体育（中国）官方网站,LEYU SPORT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院项目多项，出版《宋代家训与社会整合研究》，在《孔子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丁琼，历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项目等各类项目4项，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叁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宋金时期的城乡市场、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

　　第一节 宋金时期区城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一 城乡“交相生养”与两宋辖区的区域市场

　　二 辽金辖区的城、市、镇与城乡市场

　　第二节 宋金时期跨区域的市场互动与全国市场

　　一 两宋辖区内区域市场的互动

　　二 跨区、 跨界的“双跨”贸易与全国市场

　　第二章 宋金“钱楮并用”与白银货币化

　　第一节 “钱楮并用”的确立、发展与局限

　　一 货币的区域性与“钱楮并用”货币区

　　二  “钱楮并用” 货币流通格局的局限

　　第二节  “回货”“折博”与白银货币化

　　一 “回货” 贸易与白银的跨区流通

　　二 “折博” 交易中白银与钱物的价值比较

　　第三节  “以银计价”与“兑银计值"

　　一 白银对商品价值的计量

　　二 钱银计价中的“兑银计值”

　　第四节 金朝白银货币化 与货币白银化

　　一 金朝市场上的白银货币化

　　二 铜钱的废罢与金朝货币的白银化

　　第三章 蒙古诸部的兴起与北方市场结构的重组

　　第一节 蒙元市场发展的历史基础与外部环境

　　一 蒙元市场发展的历史基础

　　二 蒙元的重商政策与站赤系统的建立

　　第二节 草原财富的聚集 与市场空间布局的迁移

　　一 草原财富的聚集与市场需求的扩大

　　二 草原城市的兴起与市场空间的北移

　　第三节 北方市场主体的兴替 与市场层级结构的萎缩 “

　　一 北方市场上的投下、斡脱商人与汉人世侯

　　二 城乡市场关系的变动与市场层级的萎缩

　　第四章 北方 市场的白银流通与“银钞相权”

　　第一节 金银“巴里失”与“雅思特科”

　　一 草原市场上的金银与“织物”

　　二 “巴里失”“雅思特科”与白银的流通

　　第二节 从包银、 斡脱银到“银钞相权”

　　一 赋税征银与“银荒”的出现

　　二 商业信用的发展与“银钞相权”的确立

　　三 中统钞的行用与“银钞相权”的发展

　　第五章 元朝统一 后全国市场的整合与发展

　　第一节 南方市场体系的延续与发展

　　一 元朝统一后南方 市场体系的延续

　　二 元朝中后期南方市场体系的持续发展

　　第二节 北方市场体 系的恢复和发展

　　一 市场主体的回归与草市镇的复兴

　　二 城乡市场互动与市场层级关系的恢复

　　第三节 全国市场的互动与整合

　　一 水陆商贸线路的贯通与南北商品流通的发展

　　二 全国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健全与发展

　　第六章 元朝统 -后“银钞相权"的危机与调适

　　第一节 行钞、废楮、禁钱与“银钞相权”的危机

　　一 中统钞的增发与贬值

　　二 中统钞对南宋钱楮的替代

　　三 “江准等处须行梦法”与“梦法”的整治

　　第二节 “银钞相权”的调适与完善

　　一 钞法危机的加深与元延的“挽救”之策

　　二 中统、 至元钞与白银价值关系的重建

　　三 “银钞相权”的全面恢复与发展

　　第七章 “银钞相权"的崩溃与“银钱兼行”的萌发

　　第一节 银钱钞的消长与至大年间的币制改革

　　一 零钞危机与铜钱的悄然复行

　　二 元廷对钞法的背弃与白银的流通

　　三 元钞的贬值与至大年间的币制改革

　　第二节 钞法的崩溃与 “银钱兼行”的萌发

　　一 仁宗“复旧制”与“银钞相权”的终结

　　二 至正“更张”与“银钱兼行”的萌发

　　第八章 明代全国市场体系的曲折发展

　　第一节 元明之际市场的紧缩与恢复元

　　一 明之际的市场紧缩

　　二 明初经济政策对市场恢复发展的影响

　　第二节 永乐以后全国市 场体系 的恢复与发展

　　一 永乐至成弘前后的市镇与城乡市场

　　二 明中叶的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

　　第九章 “银钱钞相兼" 的尝试与“ 银钱兼行”的确立

　　第一节 铸钱、行钞、禁银与“银钱钞相兼”

　　一 铜钱铸行的逐步恢复

　　二 宝钞的发行与银禁政策的实施

　　三 铜钱禁、行、铸、罢的反复与“银钱钞相兼"的破产

　　第二节 宝钞的消亡与“银钱兼行”的确立

　　一 大明宝钞的持续贬值与购买力的变化

　　二 银禁的终结与白银的流通

　　三 钱禁的终结与铜钱的铸行

　　四 “银钱兼行”货币流通格局的全面确立

　　结语

　　一 宋金时期的城乡市场、“钱楮并用”与白银货币化

　　二 金元之际的市场结构与“银钞相权”

　　三 明代前期的市场结构与“银钱兼行”的确立

　　征引文献

　　后记

　　肆  序

　　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远不往，无深不至。……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于钱。——鲁褒

　　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正是货币。——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金钱万能”，因为金钱是象征，是转让凭证，是桥梁。——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货币是人类最为成功的发明之一，英文单词“铸币” (coin)还含有“发明”的意思也绝非巧合。——戴维•欧瑞尔 (David Orrell)和罗曼•克鲁帕提(RomanChlupaty)

　　在人类历史上，货币的发明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而中国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又占有显要的地位。我在一个会议上提出，中国在世界货币史上有两项伟大发明，第一项是铜钱，第二项是纸钞。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开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即弃钞用银。这个独特的演变经历，使得中国在世界货币史上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即货币史的“中国特色”。

　　我国最早的货币是海贝。汉字中有关财物的文字如财、货、买、卖、费、贸、资、赁、质、贿、赂、赎、赃、……均从贝，就是证明。这是一种商品货币，流行于商周时期。到春秋战国之时，由于交换发展，才开始有金属的铸造货币。首先出现的金属铸币是“布”和“刀”。布的形状类似后世的农具铲子，所以人们又称之为铲币。刀的形状略似后世的朴刀，是农业林业的生产工具和战争用的兵器。此外,还有蚁鼻钱等。这些形式的金属铸币，各有自己的使用地域，跨地域的贸易所使用的货币，大约是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这个时期，是多形式的金属铸币相互竞争的时代。在这些形式中，到底哪一种形式最好，尚未确定。

　　公元前336年，僻处西垂的秦国开始铸造方孔“半两”圜钱。这时的“半两钱”的中孔，有的方，有的圆，还有的半方半圆。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即把“半两钱”统一定制为外圆内方的样式，再推行到全国，“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这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千家驹和郭彦岗指出：“实践证明，这种圆形方孔钱，使用时可以减少钱身的回转磨损，贯穿便利。”不仅如此，这种铜钱还便于携带，易于数数，因此是当时各种铸币形式中最好的一种。因此之故，这种铸币的形式，很快就被东亚各国采用，成为东亚地区通用的形式，一直到20世纪初还如此。在日本，甚至到了今天，小额辅币还采用圆形圆孔的形式。在西亚的波斯，伊利汗国时期也抛弃了西亚长期使用的铸币形式，仿照中国的铸币形式铸造自己的货币。此外，由于中国的影响，东亚各国自行铸造的铜钱，在形制、重量、成色等方面也以中国铜钱(特别是开元通宝)为范本，各国铜钱都大同小异，因此开元钱彼此通用，从而成为一种广大地域通用的国际货币。

　　这种形式的铜铸币——铜钱——不仅有上述优点，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符合中国古代的经济特点。李埏先生指出：“铜钱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是一种贱金属的、细小单位的货币。……铜钱的细小单位的特征，是由小生产者的交换来规定的。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不仅购买是零碎的，其出卖产品也是零碎的。这就使得要通过市场交换迁就他们，使用那细小的货币——铜钱。”过去许多人把小生产视为一种落后的生产，因此迁就小生产者的货币也是一种落后的货币形式。但在近代以前，这种卷入市场的小生产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说：“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这两个概念的核心是市场。初级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门槛。留在市场之外的一切产品只有使用价值，进入市场大门的一切产品具有交换价值。……近代以前，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是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国小农和小手工业者被卷入市场，这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上罕有其匹，是中国经济史的一大亮点。因此为这些小生产者服务的铜钱，在世界经济史上自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上，古代主要的铸币形式是各国铸造的带有人像或者其他图像的金属货币，其中数量最大、使用地域最广和使用时期最长的是罗马帝国以及其继承者拜占庭帝国的铸币，以及波斯、阿拉伯帝国的铸币。这些货币以金、银、铜为币材，而以金、银为多。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些货币优于中国以铜为币材的货币，但如果仔细分析，情况并不然。

　　首先，这些货币由不同的政权铸造，因此在形状、大小、重量乃至成色方面，都颇不相同。一旦跨出该政权所管辖地域或者其势力范围,这些货币的价值就受到怀疑。因此，如所言，“货币的价值牢牢地盯住金属价格，而非采用灵活汇率。不过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哥白尼、奥雷斯姆(Oresme)等人称之为‘劣币驱逐良币’。此处的‘良币’指的可能是金属的重量，也可能是货币的外观。货币短缺，加上货币标准的灵活多变，带来了通缩灾难，直到发行纸币和低面值铸币可以用于日常交易时才慢慢得到缓解。”由于货币价格牢牢盯住金属价格，因此这种贵金属铸币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变相的称量货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铸币。不仅如此，由于单个贵金属铸币价格昂贵，因此在铸币时使用减重、掺假、偷工减料、降低成色、粗制滥造等方法，就有大利可图。不仅民间盗铸者如此，就是政府也往往不能自我控制而这样做。与此相对照，铜钱单个价格低微,虽然铸币时使用上述方法也有利可图，但获利要小得多，因此在正常时期，上述情况较少发生。

　　其次，贵金属铸币单个价值很大，标准的罗马—拜占庭金币，一枚通常重4克左右，按照2021年10月份我国的黄金基础价格大约在370元人民币/克上下，4克约合1500元人民币;白银价格大约在3—5元人民币/克之间，以中数计为4元，4克约合人民币16元。这样的金币如果用于小额交易，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工匠手持一枚银币向农民买一颗白菜，或者一个农民手持一枚金币向一个商贩买一个吃饭用的普通陶碗。因此在使用贵金属铸币的地区，小生产者很难使用这种铸币。这种货币是贵族、大地产所有者、领主等群体使用的交易工具，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货币，那么这个社会和市场经济之间的距离当然就很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到了中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一种薄片币(bracteate)。这是12、13世纪，在包括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在内的欧洲北部大部分地区使用的主要铸币类型。这种铸币往往用极薄的银片制成，加盖印记时需要将其置于柔软的表面上，由于银币过薄，背面往往会留下相反的印记;由于薄片币过于脆弱，可供使用的时间不长，因此每年都会集中召回一两次，换成新币，因此这是一种专门用来重铸的铸币。和这种货币比较起来，中国的铜钱无疑更加结实耐用，也更加便于使用。

　　然而，铜钱也有其天生的缺陷，即单位价值低，因此只适合小额交易用，但不适合大额交易。南朝梁代的《殷芸小说》“吴蜀人”篇中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句，为后世广泛传颂。如果以五铢钱(每枚重约3.25克)计算，10万贯重达325吨。当今世界上载重量最大的美国C-130大力神运输机的最大载重量为35.9，尚不及36吨，因此这10万贯铜钱需要至少九架C- 130运输机才能运送。

　　宋代话本《错斩崔宁》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有个小商贩刘贵从丈人处借得15贯钱，“驮了钱，一径出门”;又说到后来有个小商贩崔宁，“是村里人，因往城中卖了丝帐，讨得些钱，……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贯钱，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以宋钱通常重量计，15贯重62公斤，一个人是很难背驮得动的。另外，由于单位价值低，商业运作所需铜钱总量就很大。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这对整个欧亚大陆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个被称为“商业革命”的商业大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剧增。因此宋朝政府铸钱之多，史无前例。据宫崎市定先生估计，宋朝铸钱总重量达75万吨之多，超过以前各个朝代铸钱总量的许多倍，但宋朝人仍然总感到钱不够。但是中国内地铜矿资源有限，铜矿附近的薪炭资源也经多年消耗而日益减少，因此无法再扩大铸钱规模。

　　为了解决大额交易所需，唐代釆取了一个“钱帛兼行”的双轨货币制度，即小额交易用铜钱，大额交易用绢帛，作为支付手段。李埏先生对这个制度的产生和实施，都做了精辟的论述。但是绢帛终归不是理想的币材，因此随着商业进一步发展，人们需要找到一种更为方便使用的货币形式。在此背景下，宋代中国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创新——发明了纸币。

　　关于纸币的产生，早在1930年，日本汉学大师加藤繁先生首先关注到了。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纸币的产生和发展。在那个中日学界隔绝的时期，李埏先生在中国首先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自1940年开始，也发表了一系列论著。通过这两位先驱的启迪，纸币史研究逐渐扩展开来。这个历史过程，本书也已做了很好的论述。

　　纸币的发明的确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革命。元代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看到了这一新奇事物，说道：“发行的所有纸钞好像都具有像纯金或纯银一样庄严的权威……所有人都乐意接受。纸钞在大可汗国境内通用，不管是谁都可以用纸钞进行货物的买卖交易，就好像纸钞和纯金的铸币没有什么两样。”随后，纸币在中国内地之外的一些地区开始流行。1979年甘肃省文物部门在黑城内曾采集到一张残抄本;1983—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等在黑水城考古发掘出土一大批纸币;1985年额济纳旗吉日格郎图苏木牧民发现被风刮出埋在沙土中的一批纸币，这些纸币中主要是元代晚期印造的至元钞和至正交钞。

　　西亚的伊利汗国在乞合都汗统治时，大臣萨都拉丁建议仿元朝发行纸币。乞合都汗对纸币的性质不很了解，于是询问元世祖忽必烈派往伊利汗国的丞相孛罗关于元朝印刷发行纸币的情况，孛罗说：“纸币是盖有大汗印的纸，纸币代替金属铸币可在元朝四处流通，元帝国所有的硬币巴里失(银锭)便被送入国库存储。”乞合都汗意识到纸币的生产成本低，却可累积金银，世上的金银对其而言永远不够，于是赞成在伊利汗国印刷发行纸币。另一大臣失克秃儿那颜劝阻乞合都汗印刷发行纸币，预言印刷发行纸币将使伊利汗国经济崩溃，并引发人民与军队暴乱。萨都拉丁诬陷失克秃儿那颜因喜爱金银阻挠印刷发行纸币，致使失克秃儿那颜的谏言未得到乞合都汗的重视。1294年7月23日，乞合都汗宣布印刷纸币的诏令，开始印刷纸币。伊利汗国印刷发行的纸币在形式上仿元朝纸币，纸币上印有纸币印刷的时间、币值及伪造纸币的惩罚措施等，纸币上还印有汉字“钞”及其音译，钤印官印。研究者认为伊利汗国印刷发行的纸币为木刻版印刷，印版刻字及纸币印刷由当地的汉人进行，穆斯林工匠参与合作完成印刷纸币。1294年9月12日，乞合都汗在帖必力思城颁布流通纸币的诏令，规定拒绝使用纸币者立即处死，并开始了推行纸币。

　　欧洲人虽然从马可•波罗等人的记述中得知中国使用纸币的信息，但一直要到17世纪，才真正认识到纸币的优越性。英国经济学家、财政金融家约翰•罗(John Law, 1671—1729)在其《论货币与贸易》(1705年出版)中写道：“人们一直采用各种方法来保存和增加货币，一些国家采用的方法正好和另一些国家釆用的方法相反，即使同一国家也往往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它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各自的条件不同。……某些国家增大货币的单位，而另一些国家则缩小货币的单位;某些国家降低货币的成色，而另一些国家降低货币成色后又恢复其成色;某些国家严厉禁止输出货币，而另一些国家则明文允许输出货币;某些国家一心想增加货币，迫使其商人在输入货物的同时，要带回贵金属。大多数国家都采用过其中的某些或全部方法，或采用过其他与此相类似的方法。它们有时采用这种方法，有时采用那种方法，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既然已经采用的方法不奏效，那么相反的方法也许会奏效;可是人们发现，这些方法当中没有一种能够保存或增加货币，有些方法甚至起了相反的作用。……利用银行来增加货币，是迄今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接着，他追溯了纸币在欧洲出现的历史：“在意大利，银行已有很长的历史了，但就我所知，最早建立银行的却是瑞典。当初瑞典把铜当作货币，由于铜很笨重，因而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便建立起了银行，人们可以把货币抵押在银行，从而获得信用，以信用作为支付手段，由此而便利了贸易。荷兰人由于同一原因建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他们把白银当作货币，但他们的贸易额如此之大，以致用白银付款也感到很不方便。阿姆斯特丹银行和瑞典银行一样，是个安全的地方，商人把货币抵押在那里，从而获得借以进行贸易的信用。银行除了使付款更方便、更迅速外，还使人节省了兑换费、保管费和运输费，人们再不会因货币质量低劣而遭受损失，而且把钱存入银行比放在自己家里更为安全，因为银行采取了必要的防火、防盗措施。”

　　虽然纸币的理念已经多次付诸实施，在欧洲由国家背书的纸币却出现很晚。1694年，由英格兰银行发行。当时英国在比奇角战役当中被法国击败，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Ⅲ)迫切需要1200万英镑重建海军。为了筹集这笔资金，他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开一家类似荷兰和瑞典国家银行的银行，不过有一点不同：这家银行实行公私合营制度，由商人出资，给政府提供黄金借贷，并获得债务的票据。英王最初给予该银行许可当中并没有提到钞票，但结果是钞票成为英格兰银行最成功的地方。和其他银行一样，这家公司发放储蓄票据、放贷生息，票据由出纳手书，承诺即期支付持票人票据上的数额，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将票据全部或部分兑换为铸币(在票据拥有恰当背书的情况下)。由于这些票据得到了皇室的许可和支持，所以很快就作为货币开始流通。这是欧洲最早出现的由国家背书的纸币。

　　然而，纸币一个与生俱来的弱点，是政府在发现纸币时，是否能够有效地自我控制。如果不能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虽然金属铸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由于纸币制作成本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导致的通货膨胀也是金属铸币导致的通货膨胀所难以相比的。世界史上最早的纸币导致的通货膨胀就在北宋时期。金朝、南宋、元朝、明朝也经历了恶性通胀，之后，虽然纸币并未被完全放弃，但中国不再进行纸币的创新实验，而转向贵金属，以解决大额交易所需的货币形式。15、16世纪日本、西属美洲等地银矿的发现和开发，使得白银的供给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为中国货币的白银化提供了物质条件。

　　中国货币的白银化，并未采用铸币的形式，而采用称量货币的形式。这一点，颇为许多学者诟病，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货币形式。但是，在无法严格控制铸币的质量(重量、成色、制作工艺水平)的条件下，称量货币是杜绝劣币泛滥的有效手段。清代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由货币供应导致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白银作为称量货币的使用是功不可没的。除了白银外，其他形式的货币在明清时期仍然在使用，这也是帝制晚期中国货币制度饱受诟病的现象之一。伊懋可(MarkElvin)指出：“危害中国传统后期金融制度的弊端之一，是多种形式的银锭、铜钱和票据同时流通。这需要大批的人来从事这些通货的鉴别和兑换。但是如果与此相较，采用其他的办法所引起的流通手段的短缺，却更为严重。虽然一种管理妥善的统一纸币无疑更加可取，但是我们并没有很令人信服的理由去批评中国政府，说它没有朝此方向努力。维持这样一种通货十分困难，因此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自由放任当然是更加明智的抉择。”

　　总之，中国货币形式的演变历程，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世界经济史中“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个历程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面前的《宋金元明时期的市场发展与货币流通研究》一书，正是学界在这个探索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北宋淳化(990—994)年间，川蜀地区在继续铸行铁钱的同时，率先发明了交子，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确立了“钱楮并用”的货币流通格局。此后的数百年间，虽然宋金元明诸朝先后更替，但纸币无视改朝换代仍长期持续行用，甚至不止一次成为官方允许的唯一交易媒介。然而延至明代中叶，纸币却不顾政府的强力挽留，最终退出流通，铜钱和白银成了上下通行的货币。中国古代货币流通格局，完成了从宋代的“钱楮并用”到明中叶以后“银钱兼行”的历史性转变。“钱楮并用”究竟是如何演进到“银钱兼行”的?铁钱、铜钱、纸币和白银如何、为何消涨进退，演绎出这样的纷繁复杂的篇章?这显然是中国货币史上颇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

　　文成教授早年师从先父李埏先生治宋代货币史，完成了博士论文《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对中国古代白银何时、如何、为什么从商品变成货币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自此以后，他继续这项研究，把研究的时段延伸到金、元、明时期，探讨铜(铁)钱、白银和纸币的相互关系，从城乡市场的发展变迁中，阐释货币流通格局演进的逻辑，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近年来，他约请赵小平、刘欣、丁琼三位学者，共同完成了这本新作。这里谈谈对这本新作的几点看法。

　　二

　　本书从货币“源于市场，主要在市场上使用，当然也反映市场发展状况，并影响市场发展”的基本观点出发，着眼于从市场变迁的角度探究货币问题。因此，书中首先分时段对宋金元明时期的区域市场、跨区域、跨政权市场以及全国市场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重点从市场空间布局和层级结构两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时期城乡市场体系变迁的轨迹。其中，对北宋时期市场的区域性特点、不同区域市场之间的整合问题，特别是对金元之际市场空间布局向蒙古高原迁移以及市场层级的萎缩、元朝统一后市场体系的整合完善、明代前期市场的曲折发展诸问题的探究，展现了由宋金元明市场发展的总体趋势和不同时段急剧变动的时代特征，为探究货币流通格局演进过程中的“市场一货币”关系奠定了基础。

　　也正是基于货币“源于市场，主要在市场上使用，当然也反映市场发展状况，并影响市场发展”的基本观点，本书着眼于铜铁钱适宜于零散细碎的小商品交易、白银适宜于大宗贸易和远距离贸易、纸币是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的特点，阐述市场变迁与三种货币消长进退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首先，与北宋时期区域市场网络和乡土信用的发展相适应，区域性的“钱楮并用”货币流通格局率先在川蜀市场上形成;而宋金时期跨区域、跨政权的批量贸易，孕育、促成了白银货币化。

　　继此之后，金元之际市场结构急剧变动，导致了货币流通格局从“钱楮并用”进入了“银钞相权”时期。其中，市场层级的萎缩和北方小农参与交易程度的衰退，使铜铁钱退出流通成为可能;而蒙古贵族—汉人世侯—斡脱商人为主体的大宗跨区域贸易，不仅多次将白银变成了合法的流通货币，而且促成了“银钞相权”货币流通格局的形成。

　　最后，元朝统一后的市场整合、市场体系的健全完善，以及明前期市场历经曲折恢复发展，不仅持续呼唤铜钱重回市场，而且总是将官府集中入库用作纸币价值保障、禁止民间行用的白银拽入市场。官府以白银“平准”钞价难以为继，纸币在铜钱和白银的双重挤压下，退出流通之势已不可避免。“银钱并用”最终取代了“银钞相权”货币流通格局。

　　本书在集中探究“市场一货币”关系时，基于货币所具有的社会性、公共性，把货币政策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变量，纳入了分析研究的视野。不仅通过官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阐述货币流通格局的演变情况，揭示市场机制的实现途径，而且结合货币流通格局演进的轨迹，分析、检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特别是对官府借助货币政策的公共性，提升纸币信用、扩大纸币流通的积极作用，以及官府借此聚敛财富、失信于民，促使货币体系崩溃、加速纸币退出流通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三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在市场交易中用作计量商品价值的工具。单一货币通行于市场各层级各领域，是充分发挥其价值尺度职能最理想的状态。然而，宋金元明时期的市场上，却总是多种货币同时并存，不仅金银铜铁乃至绢帛等曾充当币材，纸币也长期流通。本书针对这种现象，对不同货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究：

　　金属(金、银、铜、铁)作为货币，不仅其自身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在频繁的交易中获得了市场共同认可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金属用作货币的根本标志，但金属币材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市场币值。更重要的是，不同金属货币通过适时变动的比价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相互关联的多元货币体系，共同履行价值尺度职能。而宋金元明时期的多元货币体系中，铜钱和白银此退彼进，依次发挥了基准货币的作用。史料中关于银钱比价从南宋的1两兑3300文到明朝弘治年间1两兑700文的记载，不仅是两者关系变动的重要标志，而且体现了白银从不适小用到“朝野率用银”的重大变化。

　　纸币与金属货币不同，其自身几乎没有价值。但以宋金元明时期商业信用的快速发展为基础，借助强大的官府信用，纸币与金属货币的价值联系在了一起。金属货币的交换价值，通过信用关系投射、转移到了纸币上，纸币成为了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相应地，在铜钱与白银此退彼进的过程中，纸币也由铜铁钱的价值符号变成了白银的价值符号。其在多元货币体系中的功能，随之从浓缩铁钱、铜钱价值的手段，变成了等分白银的便捷工具。

　　宋金元明时期的多元货币体系中，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和变动是一个引人瞩目的重要问题。本书在作者所著《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在“货币化”指的是“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的前提下，进一步阐述了宋代白银通过与铜钱建立兑换关系、“兑银计值”实现货币化的观点。继而着眼于白银在多元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变动，系统展现了货币白银化——白银逐步成为主要货币的曲折进程，阐述了金元时期不止一次提升白银的地位，使之成为唯一合法货币的史实。对所提出的从“白银货币化”到“货币白银化”这一对逻辑上相互关联、时间上前后交替的概念，进行了系统阐释，为厘清白银货币化、货币白银化与财政货币化、财政白银化的关系，奠定了史实基础。

　　四

　　宋金元明时期的市场发展与货币流通，所涵盖的时间跨度较大，涉及市场、货币诸领域。其中不少史实，此前学界或关注不多，或存在不少误解。诸如传统中国信用关系中的“乡土信用”的发展、“交子”最初是作为交付铁钱的凭据、宋金之间贸易所具有的跨区域、跨政权的“双跨”特点，金朝铸造“承安宝货”银锭的背景和目的是“比以军储调发，支出交钞数多。遂铸宝货，与钱兼用，以代钞本”等等。而对于蒙元广泛用银的原因，学术界流行着受中亚影响的看法。在这本书中，综合运用汉译波斯文献、回鹘文书以及西方传教士的记载等，对蒙元时期用银的源流以及货币流通格局演变进程的研究，着墨颇多，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书中认为：蒙古初兴时没有货币，也不用银。蒙古西征前后，与中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而回鹘文、波斯文、拉丁文中都出现了关于用银的记载。但综合分析前人研究成果，所用银两波斯文写作  ，音Balish,汉语音译“巴里失”或“把力失”;回鹘文转写为yastuq,拉丁文据此转写为iastoc,汉语音译“雅斯特科”。而“巴里失”“雅斯特科”的意译乃是“垫子”或“枕头”。其形制实际上就是宋金两朝行用的“枕头”状银锭。其使用方式也是以“锭”“两”“钱”为单位切割秤量使用。蒙古初兴时用银，以及此前回鹘文书中记载的白银，不是中亚地区传统的以枚计数的打制银币“第纳尔”，而是宋金时期称量使用的银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蒙古用银并非受中亚影响的结果，而是继承宋金白银货币化的结果。

　　不仅如此，蒙古西征的战火也对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破坏。人口减少，工匠迁移，中亚地区持续向外输出商品、吸纳白银的能力随之减弱。而穿越草原、戈壁沙漠艰辛遥远的路途，单次往返耗时成年累月，商品贸易的规模始终受到较大限制，与蒙古草原的经济联系不宜估计过高。加之蒙古帝国的分裂以及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之间的战争，还不时使丝绸之路的贸易陷入停顿。

　　相反，蒙古帝国建立前后，跨越长城沿线的农牧区经济交流更加活跃，往来也更为便利。宋金两朝辖区与蒙古高原之间的经济联系，远非中亚地区可比。因此，蒙古兴起前后使用的货币，更多继承了金朝的历史遗产。蒙古帝国时期不仅广泛用银，而且在1234年灭金之后不到2年，仿效金朝发行了以“锭”为单位的纸币——交钞。萌发于金朝时期的“银钞相权”货币流通格局，最终以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钞、中统四年(1263)设平准库为标志，在蒙元辖区全面确立。也正因为如此，蒙元纸币的面额虽然仍以贯文为单位，但实际价值与白银相联系，货币单位以“锭-两-钱-分-厘”计，最小面额的纸币“厘钞”，所对应的也正是流通中白银的最小单位“厘”。此外，书中结合市场发展状况分析至元十九年(1282)整治钞法的性质，认为其实质是禁止市场上的白银流通。元廷的货币政策，与其说钞法整治，不如说整治市场上已广为流通的白银。而书中还指出，至元十九年三月辛酉(1282年4月10 日)阿合马已死，四月乙巳(1282 年5月24 日 )元廷才下令考核平准库、要求各地把平准库金银运送大都。元代文献中关于阿合马下令运各地平准库金银到大都“以邀功能”的通行说法，仍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总之，本书按时间顺序系统梳理宋金元明市场发展与货币流通格局演进的历史脉络，着眼于贯通宋金元明四朝，集中探究市场—货币关系、多元货币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新看法，澄清了市场—货币史研究中的一些流行的误解，对丰富和深化经济史的研究，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对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市场史、货币史及货币政策史的分析，展现了传统市场发展、货币流通格局的中国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中国经济政策、经济思想的智慧，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货币理论，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材料。对思考、认识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相应的货币问题，也可提供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借鉴和参考。

　　李伯重

　　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