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放眼世界，全球化为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交流互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变得尖锐复杂，各种新思潮与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认同危机随之产生。最明显的是，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泛滥，民粹主义抬头，种族分化和宗教极端势力抬头，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在快速城市化和代际更替中不断流失，在社会上出现了诸如“文化同化”、“文化剥夺”等观点，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再造过程中片面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性，使中华文化整体认同有弱化的可能。鉴于此，沿着历史纵深延展的脉络，从文化共生视角出发，探寻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与路径，对于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多元民族文化

　　1、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共同地域下经过长期历史过程的交流与融合，逐渐形成一个荣辱与共、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文化、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有着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心心相连、平等相待、和谐共处的牢固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统筹协调、有机统一，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增强“五个认同”为关键，让各族人民成为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提高各民族群众的爱国情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我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群际融合、友谊深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大家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互助，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信任、相互扶持，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文化的牢固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民族工作的最新理论成果，在各民族平等基础上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紧密团结，深刻体现了处理民族问题上的辩证性与整体性。

　　2、多元民族文化

　　从广义来看，多元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群体在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精神以及制度三方面文化的总和，广义的民族文化具有普遍性。各民族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各民族物质文化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文明的需要，如民族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各民族精神文化是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创新及审美文明，如民族语言文化、风俗文化等。各民族制度文化是在生产生活及交往的需要产生的社会关系总和，如各民族经济保障制度、招生就业制度等。从狭义来看，多元民族文化主要是指各民族群体创造的精神文明，具有创新性特征。各民族精神文化是极其重要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都是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三者之间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都深深体现着民族的文化。我国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经过长期的创造和积淀，并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演进中逐渐形成。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个性与内在价值的直接承载者。

　　(二)多元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中华民族是由55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构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做了充分的论述，他指出：“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共同体意识”内在地要求应以构成“一体”的“多元”作为现实出发点，以凝聚“多元”的“一体”作为价值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正确处理好民族文化的个性与中华民族文化共性的关系，认识到多姿多彩的各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华文化具有“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的总体性。在处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上，费孝通曾提出多元一体不同层次的观点，“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可以各得其所，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认同体，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同一层次，他们互相结合成中华民族，56个民族形成的中华民族是高一层次的民族实体。”关于这一点，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克服两种不利于我们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错误倾向，即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而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或者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做过两个形象的比喻：一是各民族要相互了解、尊重、包容、欣赏、学习，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二是各民族都要培养孩子们树立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不要让孩子们只知道自己是哪个民族的人，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中华民族，这是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这应该作为我们处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1、多元民族文化是铸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元素

　　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所拥有的标志性印记，是民族成员的精神记忆和生活图景，是构成民族特征的重要内容。民族文化既是本民族成员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包含着民族文化的“多元”与中华文化“一体”的关系。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宝藏的绚烂多彩，民族文化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华文化奔流不息的大江大河，枝繁叶茂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深干壮。

　　2、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是促进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必要因素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各民族在“多元”基础上形成的“一体化”状态，中华民族是“一体”，56个民族是“多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不仅是对我国民族状况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总结。“多元”是指各民族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在文化、社会等方面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也是多元一体的关系，一体与多元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民族边界的存在是由文化差异决定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独立性的决定性因素。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之所以能够形成文化共同体，关键在于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融与共生。通常来讲，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都有着程度不同的认同，这是“民族成员对其文化的承认、认可、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进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的过程”。随着民族之间长期的交往交流，人们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可、交流、采借和交融。这种交融共生来自与异民族文化合理性的相互认可到相互接受，再到价值取向趋同基础上的合众为一，是不同民族的成员在有足够的文化接触、文化沟通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理解与文化欣赏，也即民族文化上的互尊互赏、互学互鉴、互容互融。

　　(三)基于多元民族文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路径

　　1、营造互惠均衡环境，促进民族文化认同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各民族贸易、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频繁交往及依赖关系，将逐渐取代原先那些地方自给自足和闭目塞听的封闭状态。本民族的精神财富被赋予公共属性，片面和局限的民族文化也由此演变为世界性的文学。”民族文化作为共同体观念意识和心理结构，不仅反映族群多样性的“殊相”，更体现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共相”，并且通过实践反作用于共同体运行和成员行动。所以，有必要把握“环境-族群-文化”循环法则，坚持正向诱导，在互惠均衡的基础上达成价值共识。中华各民族经过千年发展，共同分享着各自历史和诸多伦理共性。由此，一个族群联合体逐步浮现出来，并被纳入文明与行政共同体之中。因此必须保持疆域与人口的延续性，着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让中华文化始终成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血脉，以形成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态和观念。同时，经济环境对多民族文化及其共生系统起着决定性作用。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有助于聚合信念、认知和情感等主观要素，孕育公共选择与集体行动的逻辑。汉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自古就通过丝绸之路、马绢互市、茶马古道等进行经济和文化往来。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更加活跃，加深了民族间的分工与合作程度。为适应新时代文化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协同共建的诉求，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最大限度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补齐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强化民族文化交互，提升族群协同内聚

　　共生理论是一种抗拒达尔文主义式竞争的温和社会团结理论，倡导社会秩序和谐以及族群之间协同内聚的价值关怀。多民族文化共生关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各民族文化在长期交互作用下，以符号协调、相互沟通与社会一致性为基础，通过交往性行为(相互作用)达成理解和形成非强迫性共识的过程。交往是古往今来中华各民族思想文化系统共生和不间断发展的前提。当今城市化、信息化提速使民族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不同民族在交往中必然会产生各种不适应，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文化相遇后的抗阻。对此，要秉持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理念，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要通过健全常态化的民族交往机制，开展形式多样有中华文化特点的活动，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交流是和谐民族关系的黏合剂，是维系族群之间共生关系的枢纽。加强文化交流这个枢纽有助于构建多层次立体的共同体意识体系。

　　其一，搭建促进各民族沟通的语言桥梁。在一些民族地区分层分类开设“双语”教学课程，广泛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倡各族干部群众相互学习语言文字。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

　　其二，构建跨地域信息互通、人员互动、衔接互嵌、职责互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动态服务管理机制。要抓好流入地与流出地两头对接，克服信息失真和交流不畅，用社会化、智能化手段助力族际互动与往来，实现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同步、公共服务同质、法治保障同权、精神家园同建、社会和谐同创。

　　其三，凝练文化共性，以公共文化服务推动传统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文化的重组和更新不是从一个结构骤然变成另一个，它犹如从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同时并存、相互磨合的有机联合”。为此，要将家教家风、乡情乡愁和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促进各民族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共生交融要遵循社会团结规律，反对“同化论”和“固化论”的观点。既不能将民族交融看成“A+B=B”式的同化，幻想可以直接消除民族差别，也不能无视民族成员之间的自然亲近，反而以各种理由来强化民族差异。可以借鉴“文明共存论”的有益观点，对多元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糅合，萃取其中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因子，优化各民族的心理素质并使之趋同发展。要增强民族成员的共同体验，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注重将当前乡村振兴和共建美好家园的多维愿景无缝对接，推动心理文化的体验感上升为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认同与归依，消解碎裂化的社会张力，构筑族际整合的功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社会基础、充足动力。

　　3、助推优秀文化创新，提升民族文化活力

　　陈陈相因被认为是文化发展最大的阻碍。历史证明，越是优秀的文化，越是懂得如何在反思应变中保持发展的活力与风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概括起来就是‘客观、科学、礼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这是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是根据时代特点、实践所需及当代中国人思想状况对文化建设作出的新部署。一方面，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主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仍要以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总结和整理为前提。“不仅是整理国故、注释经典，也应该是对照历史和现实，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对我们社会发挥了好的作用，哪些是不好的作用;哪些是原意，哪些是后儒的附加;哪些已成为现实的文化传统，哪些还只是书本上的名言名句。”文化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科学性、实用性、可塑性做一个系统的评估，剔除封建的、片面的、错误的部分，筛选出不合时宜的部分，保留科学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中华民族特点的内容，文化才能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有机整体。就其本体而言，创造性转化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针对那些思想正确却在历史中沉寂、没有与时代发展同步、尚不能充分满足当代中国人文化需要的内容，需要以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实践要求为依据进行转化再造，从而赋予其以时代内涵、人文精神和科学底色。创新性发展是对现代性转化的进一步深化，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将经典的魅力与智慧发扬光大，在与现实问题的碰撞交流中进一步创造出新的时代精华，因而创造性发展是以汲取新资源、生成新思想、彰显传统的时代价值以及助力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为目标，充分体现了文化建设“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基本方针。因此，总结整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三点构成了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步走”战略，是真正的“承古不复古更不泥古”。

　　4、勇于合理吸收借鉴，丰富自身文化特性

　　文化的交流互鉴是其发展规律使然。不同文化以其特有的形式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对真、善、美的追求，都有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借鉴的合理因素。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论述了人类文明交流的三个时期，分别是1500年以前文明被时空分隔开来的时期、1500年至19世纪末的西方文明冲击时期、20世纪以后多文明相互作用时期。他指出，单一文明的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相关和无用。施本格勒、汤因比等研究文明的学者长期以来持相同的观点。首先，人类文明本身就是在相互影响、相融相通的过程中共享精神财富和共同发展进步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他用“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独行快，众行远”、“并育而不相害”等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来说明坚持多元、平等、包容的态度，开展文明之间交流、借鉴、互动的重要性。其次，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交流互鉴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并保持生命活力的根本所在。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在世界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这既是传承传统的结果，也是善于学习和借鉴他民族文化精华的结果。历史上汉唐、宋明时期“郁郁乎文哉”的繁荣景象离不开对外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更应注重文化的走出去和引进来，在互补吸收中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与软实力。再者，在文化交流交融的实践中坚持文化自信并增强对他民族文化的辨识能力。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指出，文化的拿来主义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今天，我们对待外来文化同样需要发扬这种精神和态度，既要虚怀若谷，又要坚持文化定力，不迷信盲从，科学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

　　概言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从文化“存量”与“增量”双向累积自信能量：一方面，要赓续中华文脉，使中华文化宝库不断充盈，从中华悠久文明中找寻中华民族的优秀根本，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抛弃传统、丢掉根脉，就等于隔断自己的精神源头。一个民族只有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只有汲取了历史的丰厚养料，才能避免酿成人类文明开倒车的悲剧。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守护好、发展好，坚持不忘本来，在继承中转化，吸收外来，在学习中超越是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内在驱动。另一方面，要增强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执中鉴西、贯通中外的互动交流中增加文化自信。要在文化共生语境下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加以重新整理与开发，将更多蕴含中华文明精髓和历史积淀、体现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和时代特征、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优秀作品推向世界，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发展同向而行，在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文化认同感的同时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合力，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美状态。

　　(执笔：乐鱼体育（中国）官方网站,LEYU SPORT民族学所副研究员 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