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步伐加快，重心不断向新兴国家和亚洲国家转移。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又是亚洲重要国家，无论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还是在推动双边和多边合作、维护新兴国家和亚洲国家利益方面，都存在广泛合作的基础，具备了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条件。然而，中印之间面临的政治互信基础薄弱、战略共识单一、边境争端以及贸易脱钩等问题，也成为阻碍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不利因素。对此，中印两国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放下成见，消除误解，做大共同利益，增进两国共识，积极构建命运共同体，共创美好明天。

　　正文

　　近年来，中印两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两国关系和经济合作备受世界关注，但由于政治互信与疑虑远未消除，双边关系却起伏不定，严重影响了双方合作的深化。特别是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边界问题的影响，印度对中国发起了多轮“猛烈攻击”，两国关系降至“冰点”。而中印又是相邻的两个大国，经济互补优势明显，共同利益众多，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将对两国、亚洲及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两国关系长期僵化和“经济脱钩”并不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这需要双方贡献智慧，传承友谊，共谋发展，尽快恢复相关合作，积极推动中印关系的转圜。尽管疫情面前，中国是较早向印度明确提出支持和支援的国家之一，中印关系全面改善还面临许多困难，但从长远和大局看，两国需要调整心态和相关政策，不断消除疑虑，化解分歧和矛盾，增进合作共识，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做大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发展，进一步提升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构建命运共同体做贡献。

　　一、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一)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共同体是因某种相同关系而形成的一个群体，包括地缘、人缘、血缘、文化、利益、民族、宗教、价值理念或行为等，其范围可大可小，不同的人、部门、企业、城市、地区、国家可参与多个共同体，且共同体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其效应也有正效应和负效应。例如民族共同体是因为民族而结缘，利益共同体是因为利益而形成，卫生共同体是因为共同应对公共卫生难题而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理想或高级目标，在这一群体里的人或国家需要为其目标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共同奋斗。

　　当今世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相互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增加，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明显，人们对“地球村”“全人类”的总体认识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双边问题、地区问题以及全球性问题凸显，这些挑战与世界所有人休戚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其内涵，并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概念。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详细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与实施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有很大不同，强调人类共同利益，秉持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共同积极解决事关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见，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标和最高阶段。

　　尽管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十分广泛，但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讲信修睦(政治上)、合作共赢(经济上)、守望相助(安全上)、心心相印(文化上)、开放包容(对外关系上)”。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将各国发展相融合起来，携手开创外交合作的新局面，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经济上，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把蛋糕做大的同时也分好蛋糕，打牢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安全上，安危共担，携手合作，守望相助，构建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实现持久安全的共识与成果;文化上，心心相印，命运相连，携手同行，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增进相互理解和包容，铸造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共同体;对外关系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以开放包容心态发展对外关系，建设国际交往的新文明观。通过频繁地互动和交流合作，建立利益基础，激发责任担当，树立共同体意识，最终形成命运共同体。除人类命运共同体外，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上合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中老命运共同体”“中缅命运共同体”“中柬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回应和支持，还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

　　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大国，两大文明在历史上就相互交流互鉴，促进彼此发展。中印建交70年来，印度也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还在建交后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了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目前，印度仍然强调多样性，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友好合作、和平发展、共同繁荣进步。印度总理莫迪也主张加强文明交流与互鉴，各国和谐相处。他在2018年1月23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我们要共同的打造这样的一个世界，不应该是分化的世界，不应该让分化有存在的余地，我们一定要消除歧见，消除那些完全不必要的战争”。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相通之处。

　　近年来，虽然中印关系起伏不断，但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的声音一直都存在。中国驻印度前大使罗照辉(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就指出，“中印携手同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外交理念相通、哲学意蕴类似、历史基础牢固和现实需要紧迫等诸多良好条件”。印度前总理曼莫汗·辛格于2004年10月19日在第三届印度-东盟商业峰会上就提议成立亚洲经济共同体。近年来，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多次指出，“一带一路”将从根本上促进双边、地区甚至跨地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旅居美国的印度籍华人学者谭中也表示，“两国是时候同心协力打造中印‘命运共同体’了”。2017年谭中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再次说，中印应是文明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印度外交部前部长苏什马·斯瓦拉吉说，中印可通过“文明纽带”，共同领导亚洲并迎来新的亚洲世纪。这说明中印可以平等互利和可持续的方式，妥善管控有关分歧，增进彼此了解和信任，全面推进中印各领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促进中印关系步入平稳向好的新阶段，逐步实现共建中印命运共同体。

　　(二)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但从实践的角度看，命运共同体构建可以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即：利益共同体目标、责任共同体目标和情感共同体目标。首先，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短期目标是扩大利益连接，达成利益共识，共享合作利益，促进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这是共建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其次，命运共同体的中期目标是激发责任意识和担当，相互支持，扶危济困，展现大道之行的担当，构建起“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命运共同体提供保障;最后，长期目标是建立共同的情感，“相由心生”，有情谊和温暖地做事，共同协商，互帮互助，同舟共济，互相促进发展，为共同目标追求形成共同的理念、情感、价值与信仰，凝结成共同的精神追求。

　　在国与国双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同样可以分阶段实现目标。第一步，推进全方位合作，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关切他国进步，在共同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拉紧双方利益纽带。第二步，增强合作凝聚力，强化问题的解决意识，尽量避免相互间的矛盾与争端产生，增进互信，携手应对挑战，合力化解各种威胁，共同承担责任。第三步，在国际合作的互动过程中，讲究规范和标准，提高合作效率，增进人缘情感，迸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展现美好前景。

　　由理念转化为行动、由愿景转变为现实。中印命运共同体既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两国共同利益的体现和共同价值的追求，还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其建设也应遵循从利益到责任再到情感共同体目标的建设路径。通过推进全方位合作，实现共同利益的搭建，夯实命运共同体共识，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相互给予理解和支持，在相互交往与合作的过程中，建立起日益紧密地联系，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

　　(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层次看，也可将命运共同体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构建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命运共同体，第二是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第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个层面的共同体可通过三个阶段来完成。对于双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需做到四个坚持：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这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全新的建设思路，也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指明了方向。具体来看，双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外交路径、发展路径和综合路径。外交路径主要是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例如通过签署合作协议、构建高层次磋商和交往机制、建立合作框架或国际组织等方式，不断把国与国之间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推动多双边形成命运共同体做贡献。发展路径就是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发展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也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增加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团结的动力。共同发展与共享发展紧密相关，其主要内涵是共建共享，以共建推动共享，以共享引领共建，营造共同参与、个个尽力、共同享有的发展环境。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路径是指相同或相似的发展道路，或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而命运共同体摒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发展道路选择，在发展道路上强调“求同存异”，更加注重共建共享的发展，既追寻自身发展，又寻求共同发展，还推动共享成果、共同富裕，以助力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综合路径指的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生态等多领域的宏观规划和总体布局。命运共同体组成部分职责均衡、内外兼顾，把自身利益与全球利益集于一体，把国家前途与未来福祉融为一体，以整体意识作为出发点，立足于集体行动，根植于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中印命运共同体构建不仅仅局限于外交路径，也需要发展路径和综合路径的加持方能实现。中印建交70年来，两国就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外交等领域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为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打下了物质基础。可中印两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当中国向印度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时，印度不但两次都没有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耽误了中印共同发展的契机，而且还反对其他国家参与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使得中印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裂痕进一步增大。事实上，中印只是在部分领域开展了合作，在某些领域中印之间还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且印度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崛起存在疑虑，这使得中印两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路径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从综合路径来看，中印两国也只实现了部分领域的合作，尚未就中印两国的总体规划及前景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布局，在两国交往过程中，把自身利益置于共同利益之上，将眼前利益摆在比长远利益更高的位置，甚至在地区、国际行动中出现不同声音和步调不一致情况，这让中印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前景愈加暗淡。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及路径

　　截至2021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印度卫生部5号公布数据显示，印度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66.51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持续14天超过30万例。印度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000万例的国家。天疫情改变世界格局，也改变中印关系发展态势。在新的疫情背景下，中印需要重新认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与路径。

　　(一)传统友谊是中印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

　　中印传统友谊深深扎根于深厚的历史沉淀之中。中印作为文明古国，其历史文化有许多相似相同之处，除了对各自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之外，其历史文化倡导和平，特别是中国的“大同”思想与印度的“梵我如一”的内涵相似，形成了千百年来的情感共识，也铸就了互融共通的理念。从玄奘前往印度学习佛法知识，到近代中印两国共同为殖民斗争而奋斗的光辉历史，就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开展相互关怀、相互支援，再到独立后中印两国在和平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两国领导人高屋建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造就了“中印亲兄弟”(Hindi-Chini Bhai-Bhai)的情感。21世纪以来，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近年来还建立起了中印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这进一步深化了双方各领域的合作，促进了彼此经济社会发展。两千多年以来的互尊互鉴，交相辉映，谱写了中印友好交往史，保证了两国友谊延绵不断和不断巩固。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印两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不断增加，可在许多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如果两国从传统历史友谊与经验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可携手构建相互尊重、公平公正和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印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及时同印方分享防控和诊疗方面的经验。中国暴发疫情后，印度向中国武汉捐赠了15吨抗疫物资。印度暴发疫情后，中国向印度捐赠了防护服、口罩、手套、护目镜等医疗物资，通过亚投行向印度提供12.5亿美元(约88.4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帮助印度应对新冠病毒。同时，马云基金会、阿里巴巴基金会、小米、抖音等企业或基金会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小米向印度捐款1.5亿卢比、10万个N95口罩，抖音向印度捐赠了价值10亿卢比医疗救助物资等，还对于印度撤侨以及在中国采购医疗物资提供生产、运输、清关等环节的便利。可见，中印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成为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

　　(二)经贸合作是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的利益交汇点

　　中印经贸合作近年来步入快车道，不断提升的贸易额和投资额成为互利共赢的重要方式，这也成为中印命运共同体的立足点。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且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巨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印度推出若干重大经济改革举措，扩大外商投资范围，增加资金扶持企业，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复苏。这与中国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减税降费、扩大政府支出等)、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稳住宏观杠杆率等)、促进贸易(增加出口退税、减少企业负担等)、扩大对外开放和推进互利共赢的战略不谋而合。实际上，中国已经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也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利益深度交融，日益紧密。2019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928.1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印投资1.9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印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51.7亿美元。目前，有超过1000家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为印度创造了超过1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知名科技企业华为、小米、联想等纷纷前往印度投资，而越来越多的印度药品、电影、软件等也进入到中国市场。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来看，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饱受国际经济不平等和差别对待，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结构，重塑和重构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中印两国共同努力的方向。无论是双边贸易联系还是国际经济合作，都拥有共同的利益，作为印太地区的两大重要经济体，未来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可期。

　　(三)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中印两国的共同责任

　　中印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需要维护两国间的和平，而且更需要加强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环境的构建和维护。打造责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双方都不希望其他外部条件和事务破坏这种利益基础。责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来源于共识和共同利益。由于中印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与国际大环境，两国都愿为此做出努力和贡献。随着国际权力结构体系的变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加速了国际权力的变局，国际不确定因素陡然上升，不稳定因素层出不穷，这给中印发展所需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相背离。已有和新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给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和威胁。从前者来看，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等不稳定因素持续在发酵;从后者来看，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新冠病毒大流行、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国际军备竞赛上升势头明显，给国际和平与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而且许多安全问题在两国周边地区爆发，其引发的地区冲突、边境争端、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相继接踵而至。由此看来，中印两国作为新兴大国，既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四)两国高度重视且都有意愿加强双边关系为中印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契机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中印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澜，但两国高层一直非常重视彼此间的关系，并有意通过对话沟通的方式解决双边问题，继续加强两国关系。在2020年中印建交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统科温德互致贺电时指出，中方“高度重视中印关系的发展”，愿同印度一道“推动中印关系迈上新台阶”。对此，科温德也表示，“愿同中方共同拓展和深化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与此同时，2020年7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通电话时达成共识，即“维护和推进两国正常交往合作，避免采取将争议扩大化、复杂化的做法，共同维护中印关系大局”。这为两国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夯实合作基础，达成新共识，打造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契机。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改变，也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变化。一些本来关系良好的双边关系，却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由好转衰，不断触及冰点;而一些原本陷入僵局的双边关系，因为疫情由阴转晴。同样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印关系从“强有力发展势头”到“跌至谷底”;从“未来可期”到“前景堪忧”;从“龙象共舞”到“龙象独行”“龙象争斗”……经历了从高处向低谷的变化过程。这给正处于中印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时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一)政治互信基础薄弱，抗风险能力低

　　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要特征是强有力的政治互信，并且能达成共识，形成一致行动，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不会因为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更不会因为双边问题导致命运共同体破碎。事实上，尽管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印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双边互动愈加频繁，利益与共识得到提升，并产生了积极结果。但客观看，中印政治互信的基础薄弱，即使一段时间得到提升，但仍然不足，这使其成为影响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影响中印政治互信的问题持续不断发生，让本就脆弱的中印关系随即走向低谷。首先，“中国扩张论”在印度泛滥，鼓吹者从政治制度、“一带一路”以及边境争端等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进行论证。除了遏制和干扰中国、损害中国形象外，还不断刺激印度民众对中国的不友好，增加对华不信任感。其次，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发酵，进一步弱化了印度对华信任基础。随着中印两国的崛起，民族自信心的增强，边境争端和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历史问题仍然对双边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最后，中印存在结构性失衡，使得双边关系发展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战略互信缺失加重。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中印关系在这一时刻由高走低。当印度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其媒体和民众就被西方媒体所误导，用“武汉病毒”替代“新冠病毒”，不断传播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而当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报道出来后，印度又掀起了一波“反华潮”，从增兵边境、两军对峙，到抵制中国产品、拒绝中国投资，再到封锁中国手机软件等，中印政治互信一步步地降低，直至低点。中印关系在内外部风险面前一举被吹破，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面对新冠病毒，只有指责和刁难，而不是携手共同抗疫;面对边境争端，只有剑拔弩张，而不是和平解决;面对外界误导，只有跟风，而不是极力反对和避免。中印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较弱，这对本就脆弱的中印关系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二)战略共识有限，共同利益缺乏

　　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首要基础是战略共识，而且要随环境变化不断扩大战略共识的内容和范围，并在战略共识的基础上开展战略合作，搭建共同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需要从改善双边关系入手，从构建伙伴关系开始，逐步形成广泛的战略共识，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从而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动力。尽管中印早在1996年就建立了“面向21世纪建设性伙伴关系”，2005年升格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2013年两国又重申了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的决心，以及有意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但意愿与实际并不相符，战略共识仍然有限。以政治共识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形成了“健康稳定发展”的政治共识，“龙象共舞”成为中印关系的主要特点。其间，两国战略共识的范围持续扩大，中印关系的定位不断取得突破，战略对话机制基本形成，分歧与矛盾得到了有效管控;以经贸为核心的地区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趋势明显;人文交流形式和渠道得以创新、拓展，活动精彩纷呈，欣欣向荣;安全合作稳步提升，安全对话和交流频繁。可“随着中印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加之印度自身的变化，中印关系原有的战略合作基础日渐削弱”。中印战略共识的内容与范围反而变得愈加狭窄和有限，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已有的战略共识或是利益基础消失或是弱化，变得不那么重要;二是在新问题新挑战面前还没有形成新的战略共识。特别是新的战略共识没有形成，不能释放出良好的信号以及深化合作的动力，而旧问题、旧矛盾和旧分歧却在持续发酵，这导致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分歧不断蚕食和侵蚀已有的战略共识和合作基础，导致中印战略共识逐渐弱化。当前，中印在政治、经贸、人文、外交以及安全等不同领域的合作都陷入停滞或是进展缓慢，双边共同利益淡化。可见，战略共识和共同利益不足，给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边境局势紧张常态化，共担责任十分困难

　　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因为两国的关切和侧重的利益点不同，会出现各种威胁和挑战，需要双方携手合作，合力化解有关分歧和矛盾，共同承担责任。近年来，中印先后在2017年和2020年发生边境对峙事件，对双方的合作以及心态都造成了巨大影响。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印政治互信的主要障碍。当前，中印边境局势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已成为影响中印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印两国本应共同致力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推动经济恢复，维护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健康安全。然而，中印在班公湖、加勒万河谷发生的边境冲突事件，把领土争端问题推向了高潮。尽管两国为此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成效并不明显。边境问题仍然成为横亘在中印两国构建命运共同体面前最大的困难和挑战。中印边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问题。由于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并不明晰，特别是在加勒万河谷一带地区，因为海拔高，存在季节性巡逻或驻军，导致中印两军常常会在夏季发生对撞，形成边境对峙。而后，互相指责对方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并认为对方的做法给自己的主权和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和挑战。而要解决此问题牵涉许多问题，这使得两国在处理边境问题上十分谨慎。其次是争端解决方式问题。边境争端主要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和解的方式进行，而中印时常发生边境对峙甚至是冲突事件，导致边境问题不断升级，其影响和外溢性随之扩大。加上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增加了印度对中国的信任赤字。第三是对待边界问题的态度问题。由于边界问题复杂，暂时不能解决的一般都先搁置争议，而近年来中印加强了在实控线附近的军事部署，致使边境军备竞赛的火药味越演越浓。每当中国在边境地区进行常规部署或开展常规活动时，印度方面都尤为敏感，并不断作出调整和部署，以激进方式对待边界问题。从山地师扩兵，到边境地区修建铁路、公路和机场，再到购买火炮和战机等。不仅如此，印度方面还监控中国在西藏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活动。例如在2020年8月，印度媒体就爆出印度机构正在密切监视七个中国军事空军基地，声称在过去几个月的军事活动有所增加。最后是两国解决边境争端的时间路径不同。在中国看来，“和平搁置争端在推动中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可发挥积极作用”，而印度方面则希望积极推动中印边境争端的解决。因此，中印“边界纠纷难以在可预期的中近期内妥善解决，武装共处下的和平并伴有可控的，低烈度的局部危机将是中印边境地区的常态”。在此情况下，双方都需要保持克制，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两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应首先挑起矛盾，从而避免对峙和冲突事件进一步升级，以便为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创造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但现实中，印度对边界问题十分敏感，媒体及一些政客经常炒作，极易推动政府采取过激行为。

　　(四)对华强行经济脱钩，削弱共同命运的基础

　　当前，民粹主义回潮，国际民族主义盛行，经济保护主义不断加码。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逆全球化行为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经济“脱钩”措施层出不穷，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印度一些政客跟风炒作经济民族主义，鼓吹全球产业转移，推行经济与贸易脱钩的逆全球化政策，掀起抵制“中国制造”的热潮。首先，鼓吹产业从中国向印度转移。在疫情防控期间，不顾疫情的严峻形势和顺应国际合作的大趋势，不顾国际道义，不计他国民生，把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看作是印度崛起的机遇，毅然寻求发达国家把产业从中国向印度转移。其次，跟随美国进行产业链“脱钩”。印度不仅对其国内开展抵制“中国制造”活动推波助澜，而且还禁止中国App在印度的应用，无故取消商业合同，加强对华投资的审查力度以及抵制中国人入住酒店等，拟建立所谓“去中国化”的本地供应链。其三，继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印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双边贸易不平衡，两国贸易结合度低。“近年来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缓慢，2001—2018年间，中印双边贸易虽然取得了突破性成绩，但和两国体量相比仍显贸易水平较低”，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让本就不高的双边贸易额面临大幅回落风险，而且两国经贸单向性流通仍然难以改变，贸易结构失衡问题仍然突出。2020年1—9月中印贸易额为604.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1%。其中，中国出口451.8亿美元，下降19.7%;出口153.1亿美元，增长14.6%。印度贸易逆差约300亿美元。其原因是印度长期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对外开放不够，经济结构畸形，产品竞争力弱，而其发展经济和人民生活改善需要大量中国产品。例如印度冠以“世界药房”称号，生产的药品在保护主义下以仿制药为主，但其大部分药品的原材料需要从中国进口，而其生产的药品却鲜有出口到中国。最后，拒绝参加所谓的由中国主导或是中国参与的区域合作框架。当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时，印度就明确表示拒绝参加，并且抵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时，印度以“保护稚嫩的制造业发展、推进优势服务出口”为由，采取强硬的谈判立场;当2020年11月15日15个RCEP成员国正式签署该协定时，印度却拒绝加入该协定。这使得中印两国在更大范围内的经贸合作面临严峻挑战，也让人增加了中印两国间的贸易脱钩从双边向多边扩展的疑虑。印度有意与中国实现贸易脱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抵制中国产品，减少对华贸易投资依赖，降低来自中国经济的影响，实现对华经济平衡;另一方面是为了与印度对华战略遥相呼应，即“远华近美”。印度单方面采取的经济“脱钩”行为，无疑会导致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基础和利益基础更加薄弱。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一些其他问题也给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带来了挑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经贸问题政治化、单边主义、域外力量介入中印关系等。从经贸问题政治化来看，印度加强对华经贸投资的安全审查，以此实现“抵制中国”和巩固印美联盟的政治意图。从单边主义来看，印度与美国相互保持默契，“印度式”的单边主义倾向愈加严重。例如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度不顾地区和平与安全，肆意将查谟-克什米尔自治的370条款废除，成立独立的两个邦，强化中央对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的控制，而这一地区是印巴领土争议地区，影响中印巴关系。从域外力量介入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既积极通过各种手段拉拢印度，又积极为印度就中印边境争端站台，试图让中印矛盾和问题扩大化，以将中印关系推向深渊。在内外部因素的推动下，中印间的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这使得本就脆弱的中印关系更加恶化，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前景则更加复杂和微妙。

　　四、新冠肺炎疫情下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的前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虽然有基础和相关条件，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而如果从长远看，当前的这些问题和挑战主要是暂时性的，两国间的分歧和矛盾都是可控的，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的前景还是光明的。

　　首先，中印两国都有意愿推动两国关系回到正轨。只要中印关系不再恶化，携手加强合作，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的基础都将存在。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下，印度单方面给中印关系及中印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了诸多问题，包括制裁中国企业、掀起民众反华浪潮、抵制中国投资以及拒绝加入中国参与的多边合作框架等，但中国都保持了比较克制的态度，并没有采取反制措施，这不仅避免了中印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中印分歧、矛盾的进一步升级，而且为中印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从中国方面来看，“中方对中印关系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中国力主与周边国家实施睦邻友好政策”，希望同所有邻国保持长期稳定和友好相处。无论是在和平共处下共同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促进共同崛起方面，还是一起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方面，都能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的那样“中方愿继续同印方一道，增进政治互信，妥善管控分歧，加强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双边关系大局”。印度方面也对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及改善表现出了善意。2020年8月2日，印度外长苏杰生接受采访时表示“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是印度历届政府对华政策基础”。同时表示，中印关系“必须发展下去”。可见，中印两国确保友好关系的初衷和意愿始终没有改变，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把两国间的问题和矛盾放在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避免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缩小分歧和矛盾，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已成为两国的共识。

　　其次，中印两国都坚持双边问题双边处理。两国不仅正视和积极推动解决双边发展中的问题，而且避免域外力量介入双边问题的方向没有变。一是中印两国都正视问题，承认双边存在矛盾与问题，分歧与争端，并认为这些问题不但削弱了中印关系的基础，而且也将对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使得双方都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二是中印两国都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并且做了很多尝试。无论是中巴问题、边界问题，还是贸易不平衡等问题，双方都建立了多层次的和平协商解决机制。这些尝试为中印两国继续和扩大解决范围打下了基础，增强了两国和平解决的信心。三是中印两国都坚持双边问题双边处理的原则。中印两国都坚信自己能够解决和处理好双边问题，坚持双边问题双边处理的原则，坚决反对域外势力介入。即使是边界这样的核心问题，双方都不希望外部力量介入。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两国间的新老问题不断出现，但两国都坚持“双边问题双边解决”的原则，坚决抵制任何域外势力介入中印关系，也不愿借外部势力插手双边问题。当美国试图插手中印边境争端时，印度方面拒绝了特朗普试图插手中印边境问题的计划。对于印巴问题，印度也不愿借美国之力处理印巴关系。可以说，自主解决相关问题成了印度外交的重要举措。只要中印两国共同应对相关问题和挑战，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并努力推动中印关系朝着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就能为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创造更多契机。

　　最后，中印共同目标的基础仍广泛和坚实。从战略来看，两国对各自的国际定位不谋而合。印度将自身定位为“促进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加强全球反恐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是国际共同体中理性且负责任的成员”，是“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这说明印度与中国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是一致的。并且“两国都不认为对方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通过发展获得安全”仍是促进中印两国关系恢复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双边来看，中印之间的互补性较强，印度的快速发展需要来自中国制造和投资的助力，而印度具备优势的软件、制药、市场等又是中国与印度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多边来看，中印在“南南合作”、全球气候变化、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领域都存在广泛合作的基础。以“南南合作”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印可通过互利合作，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维护好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营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助力各自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印关系的发展更加复杂多变，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前所未有，要推动中印关系改善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十分困难，有些人还断定中印永远都不可能建立命运共同体。但我们认为，中印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存在的，如果双方从长远利益出发，从大局考虑，中印是可以进行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即使是在当前疫情背景下，发展中印关系十分艰难，但也需要双方各层面不懈努力，将疫情危机转变为推动中印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契机。因为“利用当下契机推进中印命运共同体建构，对于中印关系的良性发展大有裨益”。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搁置争议，聚焦合作。中印边境争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印两国就边境谈判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可成效并不明显。边境争端仍然成为阻碍中印关系发展的重大拦路虎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需要摒弃争端，搁置争议，等待时机成熟或者寻求到双方都愿意接受的方式方法再来解决该问题。目前，需要集中精力达成合作共识，停止挑起边境争端，不采取刺激对方情绪、损害对方利益的行动。当争议发生时不互相推责，而采取和平方式协商解决，以便把主要目标和精力放在如何促进双边合作上来。只要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就能减少争议，提升政治互信，增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二是增强 “命运共同体”意识。如今中印关系降至低点已成事实，现要积极创造条件，不继续恶化双边关系，并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要开通所有渠道，充分调动两国各层级各主体的积极性，采取多交流、多对话、多分享、多合作的方式，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深化双边经贸、智库、人文等低敏感度的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改善两国关系，增强两国共同体意识。

　　三是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打破传统安全意识的藩篱，突破冷战零和思维的束缚，基于共同安全利益，以安全的合作求得合作的安全”。要携手应对地区安全的现实问题，构建合理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筑牢多边安全合作平台，推进多边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从普遍安全需求和合作意愿入手，本着符合地区共同利益的原则，把条件成熟的安全领域作为首要合作方向，按照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把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打造成为扩大中印两国共同安全意识，增强互信和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

　　四是理性看待对方的崛起。中印作为邻国，共同崛起是当今的时代特征，但需要客观、冷静、理性看待对方崛起，不将对方作为威胁或对手，而应作为发展机遇。特别是印度，需要加强与中国的沟通和协调，不炒作“中国威胁”和污名化中国，对中国正常的活动不要杞人忧天，跟随美国等国家“联合制华”或插手台湾、南海等问题。而应妥善处理分歧和矛盾，集中精力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五是共同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中印两国要强化相互依存理念，同舟共济，完善医疗卫生合作机制，加强卫生政策协调与政策对话，分享抗疫经验，加强抗击疫情合作，积极推动公共卫生治理，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同时，体现担当精神，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安全治理，共同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提供国际援助，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文章来源：《学术探索》2021年第5期

　　作者简介:陈利君，乐鱼体育（中国）官方网站,LEYU SPORT研究员，主要从事南亚研究;

　　黄德凯，乐鱼体育（中国）官方网站,LEYU SPORT博士后，四川警察学院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南亚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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